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

　　可是袁毅鹏还是希望能够协商解决，还在不断给公司高层写信，但公司的态度还是拒绝。奇怪的是，长期只得到病假工资的他却在今年1、2月获得了完整的工资，但没有任何解释。

　　这期间，医生鉴定他为抑郁症复发，要他持续服药三年。2月20日，不断申诉的他对公司不理睬的态度异常失望，再次吞下氯硝安定60颗，后被母亲发现，送至医院抢救。7天后，他收到了IBM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，理由是他“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，扰乱公司秩序，严重违背员工操守”。

　　3月初，袁毅鹏找到曾在英国留学的陈庆广律师，然后写好仲裁申请书，要求IBM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、补发工资及补偿精神损失。同时，他还找到了北京益仁平中心为其做后援，该公益机构接过不少反乙肝歧视、反容貌歧视的法律援助案件。这时，袁毅鹏感觉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，也不只是为一己之私，而是要通过这场官司普及抑郁症知识，挽救更多人生命，还要促进精神卫生和反歧视方面的立法。

　　3月7日，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袁毅鹏的仲裁申请，3月10日，他在博客上宣布打响“中国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”。其后，不少媒体跟进报道。陈庆广律师接案后就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反歧视案，像IBM这样的跨国企业，最怕跟“歧视”这样的字眼扯上干系，所以这场官司不会太难。

　　5月30日，该案开庭。IBM坚称其与袁毅鹏的劳动合同在袁毅鹏递交辞职报告30天后已自动解除，之后IBM以病假形式为其发放工资、报销医药费，均是公司的人道主义关怀，并非其在劳动关系中的责任。

　　6月18日，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袁毅鹏与IBM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，IBM应补发袁毅鹏自2008年2月起的工资共计57332元。IBM在事后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，强调其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为袁毅鹏提供经济和医疗上的帮助。记者多次联系IBM，获知的都是“本案尚处于司法程序中，我们不对更多细节作评论”。

　　7月3日凌晨，14天苦等IBM回应的袁毅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IBM尊重并履行裁决，因为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。他在兴奋的同时，也表示了忧虑，因为回到IBM可能还会有很多困难。

　　7月3日中午，IBM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确认将履行裁决，但是拒绝透露袁毅鹏何时复职以及相关工作安排。而袁毅鹏告诉记者，如果复职顺利，他对IBM的诚意表示感谢；但他也担心，IBM是不是还会提出其他要求，比如医疗鉴定之类，但这样IBM就将违反自己签订的EICC(电子行业行为准则)条款“不得强迫员工或准员工接受带有歧视性的医学检查”。

　　呼吁企业社会责任

　　案件似乎尘埃落定，但袁毅鹏说：“拯救抑郁症患者和反歧视的路，还刚起步。”

　　此言非虚，据媒体报道，我国目前估计有逾3000万人患抑郁症，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专业的治疗，有85%的患者病情会复发，有10%~15%的患者最终可能死于自杀；62.9%的患者在出现抑郁症状后从未就医，只有10%的患者接受正规药物治疗。

　　袁毅鹏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，既不要发生自杀的悲剧，也不要发生被歧视的情况。

　　虽然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胜了，但是反歧视的形势还很严峻。益仁平中心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事务负责人于方强告诉记者，在我国一些地区就业歧视还很严重，普遍存在于性别、户籍中，还有健康歧视。而健康歧视中最重要的是乙肝歧视，抑郁症歧视则刚开始出现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歧视最严重的内容都没有明确地写到法律中去。

　　受歧视的多是弱势群体，于方强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让更多人关注这些人，而且要从三个方面入手，即“公众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，如要尽早制定《反歧视法》；然后政府执行监管到位”。

　　袁毅鹏一案的解决，其价值也不仅于此。刚代理类似案件的张孟琦律师还看出案件的另一个意义，她说：“在这一事件中，公司的错误不仅在于违反法律，还在于它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。”

　　她认为，很多企业都在要求员工的忠诚度、归属感，但这些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员工有能力为企业奉献的前提下，当员工遭遇健康危机时，企业难道就不能尽一些责任吗？更何况这还是法定的责任。“新劳动合同法旨在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，这就要劳资双方都能够本着诚信的态度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。”